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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日报特稿:献给人类精神宇宙的壮丽日出

2019-06-22 08:02 来源:未知

  “队伍出发了,红色战士一对一对地由各个村庄涌现出来,马声、担子声、步伐声、歌声,相互错杂着……红军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弟弟们,一堆堆地站在路旁欢送。”

  “夜幕开始笼罩了大地。正在起着晚烟的村庄,黄透了的田野,葱翠的山林,渐渐地模糊,在队伍的后面消逝了。”

  ——被戏称为“加仑将军”的红军老战士彭加伦,在文章《别》里,这样回忆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10日黄昏启程的远征。

  鲜血,染红了旗帜;名字,镌刻进历史。这场因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,竟成了后来举世闻名的“长征”。

  没有人想到,这一走,就是两万五千里。“长征”的没有想到,“长追”的蒋介石也没有想到。作为失败者,蒋介石不胜感慨:“我军长途追剿,从中枢到边陲,从西南到西北,迢迢万里,沿途追击、截击、堵击共军的行动……诚为我军历史上的空前壮举。”这不啻为对红军长征的褒奖。

  在人类远征史上,红军长征绝无仅有: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共经过14个省份,总行程6.5万余里;仅从红一方面军来说,235天白天行军,17天夜行军,日均行军74里,平均走365里才能休整一次;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;平均每走1公里,就有4名战士牺牲。诚如所言:“十二个月光阴中间,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,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,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,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,长驱二万余里……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?没有,从来没有的。”

  一个人不可能一觉醒来就变成有理想信念的人,一支队伍也不可能信马由缰就拥有了钢铁般的信仰。

 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?从十月革命的那声炮响中来。坚持实现人民解放、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,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——马克思,这位“现代社会思想之父”,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勾勒出令人神往的壮丽图景。在经历林林总总的“新政”“主义”“运动”的试错之后,历史,为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,选择了中国,选择了中国工农红军。

 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?从革命先驱的无私奉献、甘于牺牲中来。朱德、贺龙、、等人,投身革命前都曾在旧军队中享有高官厚禄。法国修女对这位传说中的“土匪首领”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惊讶不已。他们有的放弃了“鸦飞不过的田产”,有的背离了“自小熟悉的阶级”,本该顺风顺水,偏向荆棘而行,大可锦衣玉食,却不惜向死而生。“为主义牺牲,为工农死节。”被称为“中国农动大王”的彭湃,曾当着成千上万贫苦农民的面,把家里满满一箱子的房契、地契烧掉,大声说——“这些都是你们的了!”他就义时年仅33岁。

 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?从每一位战士的朴素愿望和艰苦磨砺中来。今年98岁的老红军洪明贵说:“最初,跟随红军是因为有饭吃,慢慢地,看着不断牺牲的战友,我开始明白,他们是为了崇高的理想:没有剥削,人人平等。推翻旧社会,解放全中国。”

 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?从确立的“支部建在连上”、坚持绝对领导的重要原则中来;从党对红军将士时时刻刻进行的信仰教育中来;从勇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正确领导中来;从严守纪律、身先士卒的巨大感召中来。

  当老百姓看见彭德怀这个“顶大的官”扛着借来睡觉的门板,沿街吆喝:“这是谁家的?”;当战士们看见朱德这位“红军之父”笑眯眯地和他们一起打篮球;当蒋介石盛赞红军善待民众:“萝卜取一头,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”;当黔军手拿“双枪”——一支步枪,一支烟枪,而红军却在跋涉中“看后背”学文化时,人们就会明白,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、去往何方。

  1925年,在填写“少年中国学会”调查表时,32岁的写道:“本人信仰,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。”当他还是一名穷学生时,他就敢宣称:“天下者我们的天下,国家者我们的国家,社会者我们的社会。我们不说,谁说?我们不干,谁干?”

  蒋介石早年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,还把儿子送到苏联。他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学,学中国近代史,学马列主义。然而,蒋终其一生只是在各种主义间流连、徘徊,因而处处饮恨、节节败退。这位下令对被俘人“枪决”“立斩决”“见电立决”的首领,却在夫人的影响下,选择了基督教。

  “力胜者可以举大器,智胜者可以断大事,志胜者可以适大愿。”理想信念陶铸了一个人、一支队伍的意志。理想坚定,信念不移,胜负乃见。

 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。一方集中了整个国家的优势资源,兵强马剽;一方常常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,每百人仅仅40支枪。敌我力量之比,曾高达40:3。将之喻为“叫花子和龙王比宝”。然而,“河出潼关,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;风回三峡,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”,在红军这支由革命理想与信念武装的钢铁队伍面前,压力越强,意志越坚;挫折越大,越挫越勇。

  很难从世界军事史中找出一支比红军还要年轻的军队:9位元帅长征时平均年龄36.5岁,8位大将为31.7岁,48位上将为25.9岁。战斗员平均不到20岁,14~18岁的占40%。最小的“红小鬼”7岁。常常能见到十几岁就少一只胳膊的小战士,他们依旧精神饱满,斗志昂扬。

  很难还原红军长征路线图,那完全是“一团乱麻”:白天,数万人的队伍在山峦的巨大褶皱中缓慢蠕动;夜晚,高擎的火炬点燃了中国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。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”,等人运用长期斗争总结出的十六字诀,穿插、迂回、分割、包围,声东击西,调虎离山……军队饱受其苦,蒋介石说红军“任意窜渡大河巨川”。只是这“任意”背后,有着非比寻常的代价。1935年5月,红军兵临大渡河。蒋介石急调10万大军,准备将“”一举围歼在石达开覆灭之地。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命令:一天之内必须暴走240里,夺取泸定桥。那一夜暴雨瓢泼,伸手不见五指。红军在崖壁凿出的崎岖小道上急行军,一脚踏空就会跌得粉身碎骨。党员被分散到战士们中间,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身上,同生共死。饿了就边跑边让战士们喝一口雨水,再嚼一口生大米。泸定桥上光溜溜的十三根铁索摇摇晃晃。铁索下是万丈深渊。敌人叫嚣:“有种你们飞过来!”22位红军勇士硬是冒着弹雨,一手握枪,一手抓索,毫无畏惧地向对岸靠近。

  很难找到比红军还要巨大的牺牲:湘江一战,中央红军8.6万人锐减至3万人;10922人的第八军团,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,“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,边走边哭”。赣州水口一战,双方肉搏,河水因注入太多的鲜血而流动迟缓。红六军团甘溪羊东坳一战,400位农民花了整整一天,才将红军遗体全部掩埋。

  还有更大的牺牲:1934—1937年,苏区被杀害的红军家属达80万人。徐海东家族被杀66人。贺龙一家被杀100多人。

  最令人悲伤的是女红军的生产。在严寒的行军途中,与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艰难降生了,这个可怜的女婴还来不及喝上一口母乳,就被迫送给深山孤零零的一位瞎眼老婆婆。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分娩时,疼得打滚,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。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下令:“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,就给我顶多长时间!”战士们就在几百米远的地方殊死阻击两个小时后,孩子出生了。有官兵埋怨说,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,不值得。董振堂火了,他说:“我们今天革命打仗,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?”两年后,这位军团长壮烈牺牲,将领马步芳割下他的头颅,挂在城门上。这让人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的话——人类最震撼的秉性,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,为后代而牺牲。

  红军强渡乌江后,逃回来的黔军都说,红军个个身穿盔甲,骑着“水马”,行走江上如履平地。

  什么是理想?什么是信念?契诃夫说,“当喉咙发干时,会有连大海也可以一饮而尽的气概”。

  红军翻越海拔5100多米的党岭雪山时,很多人因缺氧、劳累、饥饿、寒冷而死去。后续部队在山崖下发现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,拳头紧握,掰开一看,手里握着党证和一块银圆,党证上写着:“刘志海,中共党员,1933年2月入党。”

  骨瘦如柴的红军来到松潘草地时,眼前鲜花荡漾。然而,鲜花和青草,掩盖着可以把人和马匹瞬间吞噬的沼泽。“草地气候甚为恶劣,年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,雨雪冰雹来去无常,时而烈日炎炎,时而电闪雷鸣”。昼夜温差极大,早上起来,不少战士与地面冻在一起。

  敌人的骑兵造成巨大威胁。更难的是,红军因饥饿减员严重。有的战士甚至从粪便里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,洗净了充饥。贺龙命令党员成立“野菜试吃组”,把有毒和无毒的野菜甄别出来。不少党员因此而牺牲。

  开国上将王平生前回忆,大部队过了草地之后,彭德怀说,还有队伍没跟上来,让他回去找。王平带着一个营走到班佑河边,远远看见几百个小战士背靠背地睡着了。他勃然大怒,大喊,无应答;上前推他们,推一个,倒一个。原来,这700多个小战士在睡梦中死去了。几十年后,很少流泪的老将军讲到这里,禁不住老泪纵横:“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?鸟都不飞,鸟都不叫。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。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呀!”

  老红军颜文斌将军回忆:“过草地时,我再也走不动了,躺在地上等死。朦胧中传来马蹄声。一位首长经过,他从干粮袋里倒出仅有的半碗炒面,送给我:‘你这是饿的,快吃吧!’望着比黄金还要贵重的炒面,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夺眶而出:‘不,不,首长,我吃了,您吃什么啊?’首长亲切地说:‘我们都是阶级兄弟,生死要在一起啊!’听完首长的话,我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这碗救命的炒面,我是和着泪水吃完的……”

  把自己的担架让给病号;彭德怀杀了自己心爱的战马;每到宿营地,独臂师长贺炳炎都会牵着马回去找掉队的战士;知道自己不行了,为了不拖累大家,伤病员把草盖在脸上,不让收容队发现……

  愚公移山,惧其不已。装备精良的军队永远不能明白,他们要剿灭的并不是一群“匪”,而是矗立在人间的一种信念、一种主义、一种理想;肉体可以消灭,但精神与天地同在。

  没有理论指导的军队,只会是散兵游勇;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军事行动,往往以失败收场。周恩来曾说:“万里长征,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,硬拼消耗,拼到最后挡不住,不得不退出江西。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内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。但是,中国人凭着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,一次次“挽狂澜于既倒,扶大厦之将倾”。

  鼎盛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,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公里,人口3000万。这一切,葬送于王明“左倾”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。长征初期,博古、李德奉行逃跑主义,使红军折戟湘江。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,被排挤成边缘人,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;他提出的正确主张,屡屡遭到那些所谓“正宗布尔什维克”的拒绝。

  红旗还能打多久?消极、怀疑的情绪在弥漫。在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,中国革命艰难地迎来了历史转折——遵义会议的召开,实质上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会议极其策略地回避了对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,对坚持错误主张的博古、李德,不是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,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,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领导,有力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和团结。

  同张国焘的“南下与北上”之争,是生命中“最黑暗的时刻”。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时,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,发挥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作用;同时也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,甚至在张擅立第二中央、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峻时刻,立足中国革命大局,仍然以极大的冷静,说服中央不要开除张的党籍,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,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。1938年初,张国焘跳上的汽车,背叛信仰、叛党投敌时,连自己的警卫员都带不走。

  说:“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,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?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,有马克思主义信念,有信念。”

  2000年,美国出版《人类1000年》一书,归纳了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,长征位列其中。理由是“长征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人类进程。它告诉人们,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可贵的就是永不言败,就是顽强不屈,就是高举信仰的旗帜、理想的火炬,不达目标绝不罢休”。

  今天,我们可以说,长征的意义,远远超出了军事学甚至政治学的边界。这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,发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整整40年后。红军是那样英勇,那样坚强,那样无私,那样藐视一切苦难和死亡,一扫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百年来腐朽、守旧、毫无精气神的衰败气象,一扫国人懦弱、麻木、卑微“如死猪卧地,任人宰割”的精神阴霾。它是一个5000多年古老民族在精神上的复兴,青春勃发,百折不回。它挥扬着抗日救国的大旗,开启了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新页。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信念的伟大胜利,是中国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的鲜活注解。它以洪荒之力,标注了人类在突破体能极限和意志极限之后,凭借信仰所能达到的新的高度。“是气所磅礴,凛冽万古存。”它是中国人献给人类精神宇宙一次壮丽的日出。所以,有人说:“长征赋予了中华民族许多世纪以来未曾见到过的、异乎寻常的团结和非凡气概。”

  最为重要的是,长征淬炼了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,标志着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。“从此,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”。

  在长征结束半个世纪之后,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着全家,带着脑海中的长征传奇,来到大渡河的悬崖边时,他震惊了:“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,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,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。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,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。”

  军歌飘远,硝烟散去。山峦肃穆,河水深流。时间像个沉默的老人,一言不发。只有山岩上斑驳的弹痕,只有墓碑上模糊的字迹,只有老红军身体里残留的弹片,述说着那段悲壮而伟大的历史。

  那场80年前胜利的远征,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,凝聚了宝贵的精神财富——长征精神。长征精神,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,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,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;就是为了救国救民,不怕任何艰难险阻,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;就是坚持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,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;就是顾全大局、严守纪律、紧密团结的精神;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,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“人类一切美好光辉的品质,都可以从长征精神中找到”。

  长征精神形成于长征全过程,却蕴涵着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伟业、建设新中国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全部精神要素,由此衍生出一个强大的“精神谱系”:抗战精神、延安精神、西柏坡精神、大庆精神、抗洪救灾精神、载人航天精神和中国精神……一经植入理想信念这种强大的精神基因,这支军队,无坚不摧,所向披靡。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、新四军,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,数易其名而不忘初心;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北上抗日,从解放全中国到抗美援朝,从投身改革开放洪流到为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强力支撑和保障,无论风云变幻,始终不辱使命,本色不改。红军老战士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坚持信念、逆境奋斗的革命传统和艰苦朴素的良好家风,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黄金般的品质。

  习说:“红军长征胜利,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。现在,时代变了,条件变了,我们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。”

  没有了敌军的围追堵截,没有了雪山草地的严酷考验,今天的中国,在中国的带领下,成就辉煌,举世瞩目。但我们的征途依然艰险:改革深水区之暗礁,反腐倡廉之严峻,经济转型之艰难,扶贫工作之急迫,国际形势之复杂……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,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——我们新的长征,才刚刚开始。

  习说:“一个政党,如一个人一样,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,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。”赤子之心,就是不忘初心,不忘入党誓言,不忘红军的舍生忘死、前赴后继,不忘为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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